刚看到有人说毕设后遗症，我也有点的---前几天每天早起都觉得有很多事要做，现在突然轻松下来，真不知做什么了，还是看点以后要学习的书吧，也许只有在书中才能找到点感觉吧！长大了，怎样  在自立与依赖之间找到平衡点，让父母对我更放心，是今后几年我要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大概25号就要去北京开始新的学习生活，结束一个开始，憧憬吧...

    这是一首西南联大的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联大中文系罗庸教授所作。
         
    歌词中的“仇寇”二字，原为“倭虏”，联大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决定采用这篇歌词作为校歌时，为含蓄起见，改“倭虏”为“仇寇”。余生也晚，十多年前在披览西南联大校史资料时才在无意中读到这首在联大校友中已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校歌。许多文字看过了也就忘了，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读到这篇歌词时在我的心灵深处激荡出的久久难以止息的波澜。伴随波澜的起伏，我仿佛走进了那个漫天烽火的岁月，看到了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三大学府——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师生在“仇寇”炮火和硝烟中万里南迁的身影，听到了山城的皱褶里传出的弦诵之声，……我知道，这不是一首普通的校歌，它所书写的不只是联大自身的历史，更是在颠沛、板荡和乱离之中一代青年学子的担当世运之气。在那激扬悲壮的旋律里是难折的“壮怀”，是“旧邦”中的“新命”。后来，我又在不同的场合陆续地读到其他一些大学的校歌，一样的情怀，不一样的旋律，共同组合成那个时代学子心中豪迈、壮阔的交响，其中的每一个乐章，每一个音符，都跃动着一种难以抑止的民族“新生”的渴望，一种青春生命中焕发出来的刚毅坚卓的精神，一种那个时代陶铸而成的昂藏挺特的理想。并且，这种渴望、精神和理想全都化作了那个时代青年学子的向往、憧憬和追求，成为一代又一代校友心中最温馨的集体记忆和共同语言，并融入民族历史的血脉之中。
         
    当时我就想，如果把这些校歌汇集成册，那该是多么动人的记录！但是，我又想，这大概只能是一种奢望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山河犹在，人事已非，许多大学往事早已在俯仰之间化作了陈迹，到哪里去找回寄在已成逝波的那个时代深处的梦想，到哪里去打捞遗落在历史汪洋中的碎屑残片，到哪里去唤醒被尘封在冷酷的时光隧道中的校园记忆！就在我恍然若失的时候，我的同事马军先生给我发来一个邮件说，他已经网罗到一百多首民国时期的大学校歌，拟以“桃李芬芳”为题，分“国立篇”、“省立篇”、“私立篇”及“其他篇”，辑汇成册交出版社出版，希望我能为这部校歌集写几句话。不久，他就将已编好的书稿搁在我的书桌上。书中共辑录了民国时期107所高校的校歌，既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北洋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校歌，也有持志大学、铭贤学院、内政部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达德学院等现在已不太为人所知的高校的校歌。虽还不能说已将当时所有大学的校歌都囊括以尽了，但就收录在案的这107首校歌而言，已足以展现民国时期高校校歌特具的神貌了。
         
    校歌之于它的学校，就如同国歌之于它的国家，它可以说是校园生活的现代图腾。对大学而言，校歌不只是一串音符，一簇象征性的符号，更是一种灵魂，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并代表各该校的特点。它是由各该校的历史传统和办学风格凝聚而成的，它的旋律萦绕、弥散着每一位学子心中的憧憬和梦想。因此，当时从教育行政部门到各高校，对校歌的编制都极为重视，西南联大就是一个显例。193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曾专门就校歌事发出训令称：“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尽趋一致，但自编校歌，以代表各该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则教之歌咏，以启发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兹为考察起见，各学校应将所编校歌，呈送本部，以备查核。”仍未编制校歌的学校，必须抓紧编制，并限期呈报。这个训令下达之时，联大甫从长沙迁到昆明，开学还不过一个月，校舍、设备问题亟待解决，秋季招生即将部署，头绪纷繁，无暇顾及校歌。10月3日教育部再次以训令催逼，“限一个月内将办理情形及校歌、校训呈报”。10月6日，联大成立了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并请冯友兰为该会主席。经过反复讨论，到1939年6月30日，校歌委员会通过了以罗庸作词、张清常作曲的《满江红》为校歌的方案，随即由校歌委员会具函向常委会呈报。7月1
   1日，联大常委会第112次会议决议通过，7月15日，常委会向学校各部门知照校歌通过事，19日备文向教育部呈报。从开始编制到最后通过，联大校歌的编制过程前后竟持续了9个多月！此后，这首校歌便伴随着联大学子，每位新同学注册后，都会得到一页铅印校歌，在校歌中入学，在校歌中成长，并永铭在联大校友的“心版”上。其实，不只联大如此，每一首校歌的编制过程都是慎之又慎的，只要看看这部书中的词曲作者就知道校歌的制作是如何之慎重，以及校歌在校园文化中的份量了。词作者有蔡元培、黄炎培、范源廉、张澜、陈果夫、罗庸、叶楚伧、成仿吾、马一浮、郑贞文、唐蔚芝、王毓祥、萧公权、陈瑜、易韦斋、汪东、熊庆来、冯涤尘等；曲作者有聂耳、李叔同、赵元任、萧友梅、张清常、程懋筠、嵇文甫、唐学咏、阎绍璩、李抱恍、冯孝思、陈歌辛、沈心工等。这个名单当然不能说已囊括了那个时代所有最好的歌曲作者，但这里列出的部分名单就已大致可说是一时之选了。邀请名家为各大学校歌填词谱曲，当然是希望通过他们手中的纸和笔抒写出大学师生的心声。
         
   马军在“编后小记”中说：“编辑本书源于两年前一个偶然的念头，当时便以收满百首为目标。启动以后才发现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过，我这个人还算有点恒心，学术研究之余，四处奔走，百般搜寻，权且作为一种调节和休息。”这本书就是他穷两年之力、艰辛劳作的所获。为了便于读者比较真切地聆听和解读这些校歌，马军在编辑时颇下了一番功夫，除了注明每首校歌的出处外，还在每首校歌之前撰写了该校的简史，扼要地介绍该校的沿革，并尽可能配上该校的校训及校徽、校旗的图案。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式，可谓以校歌的精神来编辑校歌，个中的甘苦当然不是我所能完全体会的，可是，我多少能够理解它的价值。在一个放逐理想的时代里，书中的那些校歌，以及校歌中的理想，不免给人以一种恍若隔世之感，但我想这也许正是马军这项工作的意义所在。因为大学的名字就叫理想，校园就应该是孕育理想的摇篮！如果连大学城里的学子也不能“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那就不仅仅是校园本身的悲哀了！
   弦歌中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但弦歌中寄托的理想却将永恒。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他初登北京大学讲台时，学子们竟以为走来一位“电工师傅”。

他祖籍山东，系孔子直系传人。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生、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著作有《北大往事》、《47楼207》、《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笑书神侠》等，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遂有“北大醉侠”之美誉。

他应邀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作讲座，推出《孔庆东看武侠小说》系列节目，讲解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功、侠义、悲剧爱情、情爱世界、奇情怪恋，反响热烈。

                下棋咋不能连赢三盘？

记：在您的讲座中多次谈到“伪士”、“伪国学”这样的概念，在您的心目中，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来，士、国学应该怎样去描述？

孔：我们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孔子的儒学传统。说起来这也是缘份，我姓孔嘛。

我爸爸就不自觉地有种姓氏自豪。而且他特别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

那时候我家十平方米的小屋，很挤,我爸还非要专门弄个座,他说这是正座，只能他坐。我就觉得这挺可笑。这就是我身边的封建礼教。我就觉得我爸爸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党员。

我小时候还经常挨爸爸打，我在外面和别的孩子打了架，他不问青红皂白，不管谁有理，就打我。

后来想明白了，他这样做，是为了让邻居知道，他是个懂道理的人，要先管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孔家人。我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

记：这么说来，首先还是身边的人和事影响了您？

孔：是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了一段小时候下棋的事。

小时候下象棋是跟我爸学会的，但是我的棋艺很快就超过他了。有一次，陪他下棋，我一连赢他三盘。他就火了，他说：“你这个王八犊子，不懂道理，哪有连赢人家三盘的？！下象棋赢人家两盘，接下来就要让人家一盘。”我听了感觉非常可笑。后来没办法，我就赢他两盘，再故意让他一盘。后来明白了，通过下棋，他教给我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人不要赶尽杀绝。所以我对人，对再坏的人也不赶尽杀绝。我爸讲的给人留有余地这一点，固然表达方式很粗暴，但道理很正确。

其实人际交往也是这样的。不能什么都是你占着优势，要把饭留一点给别人吃，话留一点给别人说。

记：就这样开始喜欢上了传统文化？

孔：我上小学时，赶上“批林批孔”运动，印发了大量批判材料，里面就有原文。我到那个时候才接触了《论语》、《孟子》这些。

有一次老师上课，因为我成绩好，他就提问我，你说说什么叫“克己复礼”。我说，就是克制自己，恢复周礼。老师说：“不对，‘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然后同学们就嘲笑我。老师是按照那个大批判文章的说法来理解。

我这个时候就觉得很孤独，我觉得孔子那个时候也没有资本主义啊，复辟的哪门子资本主义啊。因为这个事，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有些事自己认为是对的，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能跟别人沟通的就算了。

但我总体上还是认为，孔子的思想包括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不适合当代。孔子讲的是那个时代的事，可能那个时代合适，现在不一定合适。

　　           “五四”没说“打倒孔家店”

记：你为什么选择了研究现代文学？

孔：我在上中学以后，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鲁迅。因为我觉得现代中国主要还是批判地去接受，特别是鲁迅的那个“拿来主义”那些思想。

现代文学是一个最好的坐标点，上下都沟通了。你要想学好现代文学，古代的当代的你都得读，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研究屈原的人可以不看鲁迅，研究李白的人可以不看茅盾、老舍，但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人必须要看孔子、屈原、司马迁等等。

记：对现代文学的研究，自己的观点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有新的认识？

孔：后来读的书多了，就觉得“五四”以来的东西有很大的策略性。特别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严家炎的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以前我受杜维明等学者的影响，他们认为，“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我觉得这是夸张之言。严家炎先生就讲，“五四”的时候从来没有全盘否定中国文化。

我在他的影响下，开始重新去读“五四”时期的杂志，读陈独秀、胡适的文章。我发现，他们的文章，常常都是开始用很长的篇幅，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否定的是，在现在社会里还要学着古人的腔调说话。

但后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理解为“打倒孔家店”。严先生对这一段历史非常熟悉，材料也掌握得非常多，他说“五四”时期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五个字。有句话相近，是胡适评价四川的吴虞，他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后人以讹传讹。

后来想这些问题，我就明白，“五四”就是要矫枉过正，这是一种文化策略。鲁迅早就看透了，中国文化是强大的，不怕自我批评。这个文化是无论你怎么批判他都不会灭亡，不会倒的。你把它批得体无完肤也没事，因为它有真正的骨子里的好东西。中国传统文化里好的东西是强大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动手术，把腐朽的东西刮掉。现在，矫枉过正的时代过去了，要再客观点，要强调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现在中国人有些时候批判自己过分了。什么也是中国的最不好，其实有些东西是普遍性的。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辅导一些外国留学生，我给他们讲《阿Q正传》，讲鲁迅的时候，我也是站在批判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上。可这些留学生说，孔老师，我们国家也这样，我们国家也有阿Q，我们国家也“吃人”，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后来我就开始认同阿Q是人类的阿Q，不仅仅是中国的。

记：由此说来，鲁迅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

孔：鲁迅的思想其实就是孔子的思想。世界上这些伟人，都有其相同之处。

其实，孔子有很幽默、很潇洒的一面，他的学生问他“道不行”怎么办？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说得多潇洒啊！不要紧，实现不了，咱们旅游玩去，到海上弄个船玩去。你看孔子他很幽默。

孔子对学生的态度真的是平等的，他这个民主不是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是他跟他们平起平坐。后世还记载，孔子还和子路打过架呢。子路是个粗野的学生，结果打架也打不过孔子。孔子是大力士，他们家祖传之风，孔子的父亲是举过千斤闸的。孔子把子路打败了，子路才开始佩服他，他说我打架也打不过老师，看来他说的是对的。孔子的治学是一种宽松的环境，他的思想里也包含了一部分道家的思想，可进可退，但是他是先选择进，他那个退是给自己造成一个宽松的心境。

　　               “礼”不是规定的

记：你在韩国呆过两年时间。我们现在从一些韩国电视剧和书中，发现韩国也是对儒家文化也非常推崇的。

孔：由于近几年受韩流影响，再加上中国自己不重视传统文化，我们就觉得韩国特别好。

其实，我去过新加坡和韩国，感觉不是这样的。像新加坡那就是严刑峻法，在我看来是法家治国。韩国我觉得也是这样的。表面上看彬彬有礼，这是一种习惯或者是规矩。关键要看你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在中国，我是一个普通老师，我可以跟系主任拍肩膀，他不会认为我不尊重他。我是一个副教授，我可以对教授随便开玩笑，可以讽刺他，他对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的老师钱理群前些年去开会，韩国人也羡慕，说很羡慕你们的师生关系这么好，师生之间可以开玩笑，你还可以调侃你的老师。因为钱理群教授生活上比较马虎，他拿着个相机照了两天发现没装胶卷，我就嘲笑他。韩国人绝不敢这样，不敢跟老师说半个“不”字。他说他很羡慕中国。我说，这不是不尊重老师，其实是跟老师感情好才能开玩笑，心里是非常尊重的，是发自内心的，你们这个距离感太强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就怎么好，中国可能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太不讲究了，太无拘无束。

　　                 影响最大的是通俗小说

记：你对儒家文化很感兴趣，后来又开始研究金庸的武侠小说，二者看上去相差很远，是什么让你作出这种选择呢？

孔：我研究现代小说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五四”的文学它矫枉过正，只注重新文学，也就是鲁迅这条线上的小说，但其实影响老百姓最大的是通俗小说。你必须将这个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现代文学，我觉得现在这个观念似乎已经接受了。

记：在你看来，儒家文化和侠文化有何联系？

孔：我觉得，侠文化跟两种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墨家，一个是儒家。

墨家那种“兼爱”的精神，为天下牺牲的精神，这是跟侠直接有关系的。最早的那个侠就是鲁迅写的那个《非攻》，还有就是《理水》，写治水的大禹。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中国“侠”的鼻祖。

儒家跟侠也有关系。儒家的进取精神，对现实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都对侠文化有影响。像金庸等人塑造的侠客，都有儒家的这个进取精神，像郭靖、萧峰等，在我看来这都是有儒家思想的大侠，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知道不能成功也要那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