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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电影理论对于电影创作本身有什么意义呢？

戴：这大概是另外一个偏见，或者是种无知。表达经典的十八、十九世纪的思想，认为理论服务实践，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是一种相当历史性的表述。二十世纪，特别是语言学转型之后，人们认为理论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理论自身是一种话语实践，是一种创造。它和创作者的区别只是他们使用的能指的结构、展开方式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对创作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它并不关注创作。有一种东西叫创作理论，或者叫电影本体论、实践理论、制作理论。而你所说的理论显然指的是这个狭义的定义之下的“理论”。我所关注的电影理论实际上是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另外一套文化实践和话语实践方式。你们可能已注意到，对作家、批评家、理论家，一般通称为“writer”，就是作者。无论使用那种写作样式，你都是作者——创作者。他们也许使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创作，但是不论是理论家还是电影导演，都可以创造，也可能缺少才情。”曾在一本经济学家评论中看到过这样的说法：“理论不一定来源于实践，理论有其自身的话语体系”——不知道语者受到西方哪位‘科学哲学’家学说的影响？我也选修过科学哲学的课程，给我的感觉是：西方思想界的理论都爱走极端，总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论战和发展，才能整合起来，这也许是西方理论流派总多的原因之一——让人目不暇接，无所适从。而中国向来注重中庸思想、整体统一观和辩证的分析方法，也许西方的思想理论经过嘈杂后会显得更深刻，更有逻辑,但中国的才是更贴近自然的规律的。虽然我相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在理论界也是存在的，但还是更欣赏和认同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路，总觉得这更贴近世界的原生态，更自然．．．．．．

巾帼学人之马蔼乃：只属于科学的激情和浪漫——学生的印象：“我记得她曾经和我说过，你们做学问不要一开始就很宽，你们要先专，深到一定层次再铺开，你们的深度才够。你要是在这么浅的时候就好大喜功，什么都涉猎，你就可能一辈子这么薄薄的一层，很肤浅。你得专到一定程度，到学科的最前沿，再铺开。”受教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人生如果是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行使的船，自己就是舵手。有的人在选择面前可能会犹疑迷失，但也有人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即使在狂风暴雨面前，也总能稳住罗盘，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前行。

    马蔼乃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学者。

    她是一位始终走在地理科学前沿的人，她曾经这样形容自己的学科：“一个学习数学的学生，只要是抽象的能力强，也许20岁就能够走到数学学科的前沿，成为一个顶尖的数学家；一个学习物理的学生，数学不好恐怕是学不好物理的，要在物理学上有所建树，可能不过30岁成不了杰出的物理学家；一个学习化学的学生要在化学上有所突破，数学与物理都是基础，恐怕得到40岁才能真正成为突出的化学家；一个学习生物的学生，要研究生物科学，数、理、化都是基础，要成为优秀的生物学家，可能要到50岁；一个学习自然地理的学生，数、理、化、天（文）、地（地理、地质）都是基础，不到60岁岂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地理学家？”我也要走出一条成为一名成熟的教育学家的生命历程。

严谨治学：做学问，眼光和方法最重要，但是还要加上两点才完美——关注现实的热情和毅力。

学者风范：“本来以为老师会去开车，没想到却是推来一辆自行车。“这么冷的天，您还是骑车来上班？”我不禁问。“天气好骑车，天气不好就打车。现在还不想买车，我的驾照在美国就拿到了。我是想趁着自己还骑得动，多运动，锻炼身体嘛。”又是一阵爽朗的笑。日渐西沉，目送老师的背影渐行渐远，心里为完成了第一次采访而暗自开心。那么多人在追逐金钱，名誉，身份，和地位，却依然有人，很安静很安心的做着有关经济政策的学问，朴素的生活。很难说，那种是真正的幸福……

我理解的发展观

记者：现在我们国家对于发展的关注很强烈，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专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专家，您是怎样认识“发展”的内涵呢？

叶：发展的概念是相对于增长来说的。经济增长强大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怎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国家意识到，仅仅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发展——也就是结构的变动，结构的调整与上升，这才是发展的真正内涵。我国改革开发以来产业结构升级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达到30-45%。另外，发展的内涵还包括消灭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以及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可以说是给人以充分自主选择的自由。

记者：谈到发展问题，提到最多的概念是“可持续发展”。你觉得应该从那些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发源于经济学。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如果消耗掉的是一次性不可再生资源，则该过程的重复和继续就存在问题。资源支持的有限性和人类存在的无限性发生了矛盾。当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广泛的内容，通常包括三根支柱：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当代人与未来人之间利益的平衡或代际之间的平等，当代人要有自己的道德责任，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如果当代人的经济不发展，人口相当部分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不满足，任何生态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减少和消灭贫困，既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环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社会公正、诚信、参与和制度稳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特征；社会冲突的成本是昂贵的，它不仅摧毁已经发展起来的所有成果，还将留下残缺不全的财产（包括自然生态财产和人造财产）和相互的不信任，为未来的发展设置种种障碍。显然，可持续发展是三根支柱共同支撑起来的大厦，哪一根支柱出了问题，大厦都是不稳固的。

叶：我听过在我们院兼职的钱颖一教授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的课，他们对经济理论的介绍深入浅出，让我很受启发。经济学大师都具有讲故事的能力，有非常好的直觉，并非从理论到理论，从模型到模型。他们能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观察，用严密的文字逻辑表达自己的判断和想法。他们能把文字表达和逻辑转变为标准的经济学语言和逻辑（经济学模型和统计分析），从而来演绎自己的理解，使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建立在更为可靠、更为准确的基础上。我不是经济学大师，但我以经济学大师为榜样。期待着学生能从我的课堂上学懂一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课堂反馈与互动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记者：前不久一本杂志做过一个主题策划，叫“经济学家为谁代言”，是说经济学家不再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身兼数职，给若干个企业做咨询、独立董事或者做品牌推广策划。有人把这种现象称做“屁股决定脑袋”，认为他们站错了立场。那么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叶：对于别人的行为，我不好妄加评价。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活动是佷正常的事情。但关键是当我们面对诱惑，面对种种经济利益的复杂关系时怎么正确对待。我觉得林毅夫教授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经济学家要有良知，有理性，有道德勇气，这三点是经济学家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